藏族格萨尔艺人的身份经历了三个阶段：集体记忆、个体记忆和职业化/半职业化时代。前两者可被称为“朝圣者型身份”阶段，后者可被称为“观光者型身份”阶段。一部活态史诗由艺人、文本和语境三个要素组成，并且三者时常处在关联和互动中。在三者中，文本是相对稳定的一个体系，它一经形成，在一定的时期内便会超越历史和意识形态而存在。而语境是艺人及其话语文本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社会的关联域，它是其中易变和活跃的一个层面。艺人是横亘在文本和语境之间的一个层面，它既是语境的接受者，也是文本的创编者。语境的变迁首先会反映在艺人身上，而后即会体现在文本上。活态史诗的兴盛衰败，均与三者内在的结构性互动有着极大的关联。艺人身份的衍变是由史诗语境的变迁所导致的,作为活形态史诗的藏族格萨尔史诗亦复如此。

1、集体记忆时代：

在集体记忆时代，格萨尔的创造语境表现为非理性或神话思维。而艺人身份表现为部落全体成员，那时集体记忆作为其传承空间和载体而存在。在格萨尔史诗诞生的早期（公元11世纪），尚不曾出现专司演述史诗的艺人,有谚语曰：“领国部落每一个成员嘴里都有一部格萨尔”。史诗的文本表现为原生（或元叙事）文本，如下拉达克和贵德分章本。

2、个体记忆时代：

个体记忆时代是在集体记忆时代基础上发展而来的。该时期社会文化语境表现为“泛佛教化”倾向。艺人身份衍变为个体。此时，具有佛教信仰背景艺人（非僧侣）身份参与到史诗创作活动仲。史诗演述开始成为少量说唱艺人的专利，艺人的集体性身份开始分化，陆续出现了掘藏、圆光、神授、智态化、顿悟、吟诵等类型的个体性艺人身份。佛教化史诗的文本从此开始，其特点如掘藏艺人，智态化艺人或圆光艺人等所演述的文本。

以上两种身份可被列为“朝圣型”身份范畴。他们正如一群朝圣者，将史诗的演述和传诵视作生活的一部分，是通向意义世界的重要途径。将自己的命运不自觉地和格萨尔史诗联系在一起。他们对史诗的吟诵和崇尚英雄是坚定不移的,从而也不自觉地建构起格萨尔吟诵者这样一个集体的身份。

3、职业化和半职业化艺人时代：

职业化或半职业化是当代，尤其是后现代文化的产物。艺人身份则表现为职业化或半职业化。二十世纪七、八十年代以后，在偏远的山区云游四方，吟诵格萨尔的众多艺人被吸收到国家相关单位，成为职业艺人，格萨尔艺人的职业化身份从此开始。从此，很多艺人便有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职业身份，可称为“多重身份”。这种多重化职业身份使史诗传统在结构上（三种要素间）产生了大变革，导致了活态格萨尔史诗开始走向终结。表现为：1）标准化教育和书面至上观念稀释了口头传统的纯洁性，并使史诗文本固化，以艺人丹增扎巴为例；2）城市化空间使艺人的诗性思维退败，以玉梅为例；3）后现代消费文化消弭了艺术创造的原动力，以才让旺堆为例。

以上从理论上可归结为“观光者型身份”范畴，这类艺人正如一群观光者，艺人在履行演述史诗的义务的过程中甩开了固有的神圣感、严肃性和目的性的观念和意识，逐步染上了漫游者、流浪者、旅行者和游戏者的陋习。在旅行过程中，只要有利益随时都会放弃对目的地的追求。贪图实惠，同时又倾心于书面化的导览。有时像个流浪者，随遇而安，完全失去了主体性思维，消解了人固有的创造力，没有了灵性思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