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南方具有大量的史诗，比如彝族的《梅葛》、壮族的《布洛陀》、瑶族的《密洛陀》、傣族的《厘俸》、纳西族的《崇般图》、拉祜族的《牡帕密帕》、哈尼族的《哈尼阿培聪坡坡》，苗族的《亚鲁王》等等。这些史诗与中国北方的史诗相比较，无论是在内容上，还是在叙事方式、结构等等，都有其不同的一些特点，因而在分类与判定其归属的时候也曾出现一些困惑。

　　大脑对事物的认识不能是杂乱的，而是将其进行分类。分类的过程叫范畴化，每一个类别组成一个范畴。对文学的认识与研究也免不了要分类，史诗便是人们认识文学过程中分类的结果之一。每一类别都有其典型成员与非典型成员，比如鸟作为自然界的一个分类，麻雀、老鹰等是其典型成员，而鸡、企鹅等是非典型成员。

　　史诗也是一样。由于史诗概念来自于西方，史诗的典型成员是以《荷马史诗》等英雄史诗为典型成员，对其他叙事诗是否属于史诗，都是以这些英雄史诗为参照。这已经成了文学特别是口头文学研究中的传统。

　　任何一个范畴，并非是明确的，都有其模糊的边界，处于边缘地带的正是那些所谓的非典型成员，如果说英雄史诗由于历史的原因成了史诗的典型成员的话，那么创世史诗、迁徙史诗等其他史诗便是它的非典型成员。中国南方史诗大多属于创世史诗、迁徙史诗或者复合型的史诗。

　　中国南方史诗大多带有大量的神话内容，譬如开天辟地、创造人类、射日射月等等，同时也会掺入一些与历史、战争、英雄有关的内容。正因为南方的这类史诗加入了很多神话的内容，而当地老百姓依然觉得那是神圣的历史，所以这些史诗大多是在仪式中演唱的。这些史诗既是演唱给人听的，同时也是演唱给神灵听的。正因为如此，这些史诗的演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演唱语境的限制，在非仪式的情况下不能演唱，即使演唱了，也会避开禁忌很多的部分，只演唱一些不会触犯神灵的内容。

　　典型与非典型是相对而言的，也是人为的。也就是说，如今被视为典型史诗的，并非是客观上的，而只是由于人们认识得比较早，研究得比较早而导致的。自然界本身没有分类。